抗战时期 曲靖经历的两次“文化长征”

发布日期:2019-08-02 14:59:44文章来源:曲靖日报

叶炘睿

提起长征,许多曲靖人会联想到红军长征过曲靖的壮举——1935年4月23日至5月4 日,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曲靖和1936年3月20日至4月6日,红二、六军团长征经过曲靖。其实,在抗战时期,曲靖还经历过两次“文化长征”,因时间久远,故一直鲜为人知。近日,笔者查阅民国时期《云南日报》《云南民国日报》等报刊及云南大学史料档案,结合如闻一多先生、黄钰生先生等当事人的回忆,对两次“文化长征”的史实进行了整理。

第一次“文化长征”,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迁移。1938年2月,迫于战事紧张,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组成的“长沙临时大学”,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从长沙迁入昆明(同年4月2日,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)。2月19日,师生们在长沙组织誓师大会,正式开始迁移。由于战时交通困难,师生们分三路迁移: 一路由校教务长樊际昌带队,坐火车到广州转香港,再乘船到越南,至越南河口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。第二路由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带队,从长沙坐汽车至桂林,绕道南宁,由凭祥进入越南,到河内转乘火车赴昆。其中,最艰难的为32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。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,设立团本部,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,派出师长黄岳担任团长,校主任军事教官毛洪任参谋长,由黄钰生(任辅导委员会主席)、曾昭抡、闻一多、袁复礼、李继侗五位教授组成辅导委员会。除抽调在团本部服务外的师生,其余师生被编为两个大队,由学校军事教官邹镇华、卓超担任大队长。该团由团长和参谋长负责制定每天的路线,每天早晨六点起床,七点出发。历时68天跋涉,辗转湖南、贵州、云南三省,最终到达昆明。据后来闻一多回忆,旅行团的路线大致为“自长沙至常德,193公里,步行;自常德至芷江,361公里,乘民船;自芷江至晃县(今新晃65公里,步行;自晃县至贵阳,390公里,乘汽车;自贵阳至永宁,193公里,步行;自永宁至平彝(今曲靖富源县)232公里,乘汽车;自平彝(经今沾益区、麒麟区、马龙区)至昆明,237公里,步行。(见《闻一多年谱》)”。

1938年4月19日,旅行团由胜境关进入平彝县(今富源县)境内,师生被富源胜境关关隘的雄伟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深深吸引,闻一多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经平彝厅至胜境关。入关后见圣行宫,旁有高大石牌坊,上镌‘滇南胜境’四字,由此进入云南省界。下胜境关,一路杜鹃花、山茶花红白相映,气象与贵州迥然不同。”在旅行团进入云南境内前,云南省主席龙云,下令沿途各县,为旅行团的师生们提供便利。平彝县长古梅百率领县内士绅百姓热情欢迎旅行团师生的到来,安排县立小学停课一天,做旅行团师生住宿用。21日,旅行团离开富源,经沾益、曲靖(今麒麟区)、马龙,于4月26日离开曲靖境内。4月28日到达昆明城。旅行团在曲靖境内约一周的时间里,除正常的徒步外,不忘坚持学术研究,师生们对曲靖古迹写生(闻一多先生曾绘制了《白水镇灰云楼》、《曲靖北门外牌坊》两幅作品),收集曲靖民谣民歌和生物标本,并对曲靖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问题进行考察。在1939年4月29日的《云南日报》中,报道了当月24日晚7点,该团三十余名师生代表,专程向马龙县县长张嘉榖,请教曲靖地方问题。

第二次“文化长征”为1940年的云南大学迁移。1940年10月13日,日军30余架飞机空袭昆明,期间向云南大学校内投置大小炸弹三十余颗, 10月24日,云南大学在《云南日报》发表的告全国民众电文中记录:“校舍半数被毁,学校大礼堂致公堂中弹全毁,理学院科学馆不可复用,医学院被夷为平地,除外教师、学生宿舍等房屋五六十间化为瓦砾……”,在发表声明的同一天,国立云南大学理学院、工学院百余名师生奉命在体育系主任涂文的带领下,徒步200多公里,于11月2日到达会泽,在当地的帮助下,选楚黔会馆(教室)、刘家祠堂(教师宿舍)、吕祖阁(学生宿舍)三处恢复办学。后因教室和住宿条件紧张,除两院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迁嵩明分部外,其他师生仍留会泽上课。至1942年,返回校本部,云南大学驻会泽的师生们除刻苦教学研究外,还到会泽中学代课和辅导,经常与会泽的学子组织体育活动,为会泽文化、教育、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1941年,工学院矿冶系教授石充,在楚黔会馆建起选矿、试金实验室,他与滇北矿务局合作,对马尾丝铜矿展开精选研究,变废为宝,使矿量大增。

在战火硝烟中,学人们在国家危难之际,坚持科学救国,艰辛求学的精神,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两次“文化长征”,也在曲靖教育史乃至中华民族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编辑:孔令军